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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甫:当前舆论治理的瓶颈和突破路径
作者: 发表时间:2018-11-12阅读次数:194次
 
        | 导读
        本文为CCSGR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张涛甫的《当前舆论治理的瓶颈和突破路径》一文摘要,获取全文请参阅刊发杂志。
        本文认为,互联网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社会变量,由此引发的舆论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者最大关切。舆论治理进入了瓶颈期,这迫切需要我们尊重传播规律,正确对待舆论治理。本文提出在对舆论问题的意识、认知、治理框架等方面应当寻找新的突破路径。
 
        互联网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社会变量,由此引发的舆论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管理者的最大关切,以至于有人把舆论治理看成是社会治理中的重中之重,进而将其视为中国社会治理逻辑的首要前提。虽然这一认识不无道理,但过于强调舆论治理的重要性,就会让人走偏而进入认识的误区,进而陷入行动的误区。在社会结构中,舆论问题是面上问题,但不是支撑社会系统的支点性问题。舆论治理固然重要,但其只是属于社会治理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最重要的那部分,更不能成为社会治理的全部。当下,舆论治理进入了空前的瓶颈期,这迫切需要我们尊重传播规律,正确对待舆论治理。
 
        一、舆论治理:从无感到敏感
 
        把社会舆论放在近四十年的时间区间里加以观照,就会发现,我们对社会舆论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即从一个对社会舆论无感、盲目、被动的状态渐渐进入敏感、自觉、主动的状态。以SARS(非典)和孙志刚事件为标志,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我国的社会治理者对舆论的整体敏感度不高,在应对舆论事件上,主动意识不强,应对也比较被动。有的管理者把注意力和精力主要用于实体性风险上,我称这种实体性风险为“硬风险”,对于舆论风险这一类的“软风险”,我们的敏感度不高。
 
        这除了与社会管理者对社会舆论的认识程度有关,还主要与我国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前一个时期,中国改革的重心放在发展硬实力方面——即发展经济,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展GDP上。在这个时期,社会舆论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即便有舆论事件发生,也属于偶发现象,所以一些社会治理者对社会舆论治理也不大用心。
 
        因此,这个时期,对于社会舆论,特别是舆论事件的反应是冷感、盲目和被动的,但这种状态难以为继。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社会张力加大,社会矛盾在积蓄累积,并且积少成多。当这种社会情绪得不到及时纾解时,天长日久后就变成高悬于社会之上的社会情绪的“堰塞湖”。有社会学家把这种社会情绪称之为“结构性怨恨”。这种“结构性怨恨”经过长期淤积、发酵、沉淀,会转化为为社会化激情的土壤。若遇到宣泄的出口,就会奔涌出来,形成舆论波澜,甚至会兴起舆论风暴。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GDP固然重要,但如果仅靠GDP“单飞”,那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当“软风险”快速累积时,则会引发舆论危机的集中释放。随着SARS(非典)和孙志刚事件的出现,舆论事件开始进入高发期。改革进入下半场,危机与改革赛跑。危机的社会表征就是舆论事件的高发。SARS事件和孙志刚事件,引爆了社会舆论的大地震,释放天量级的舆论当量。
 
        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舆论治理快车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全面推进。国务院和各大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密集出笼,紧随其后的是地方新闻发言人也次第出炉,形成了新闻发言人热。此后,舆论治理成为各级管理者的重中之重,大家意识到:工作成绩哪怕再出色,只要舆论“一把火”,就可以把成绩全都烧成灰烬。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于是乎,各级管理者无不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互联网语境下,一次意外的行动差失,造成舆情侧漏失控,就会引发让所有的成绩和辛劳“打水漂”的情况。
 
        当下,各级社会管理者对于舆情的重视几乎是满格的,全方位的:不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也很重视。有些管理者,为了防止出现舆情事件,宁愿让其他事情慢下来,少做甚至不做,也要把舆情问题安顿好;还有的管理者甚至不惜重金,应对舆论风险的防范和舆情处置。相对于此前的不重视、不敏感、不作为而言,现在的社会管理者对舆论的重视、敏感、主动,无疑是一种进步。
 
        二、舆论治理瓶颈
 
        对舆论的重视、敏感、主动,存在“度”的把握问题。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会造成新的不平衡,引发新的危机。当下我国的舆论治理,就面临这样的境遇。主要表现如下:
 
        1.舆论“过敏”
 
        对社会舆论无感、冷漠,这肯定是不对的,但不能过于敏感。舆论治理固然重要,但它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舆情是社会的“皮肤”,是社会时事的“晴雨表”,规制的设立与实施应该帮助管理者明确——从舆情的表达中发现和解决社会深层问题这一首要目标。因为舆情的发生其实是由现实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来决定的,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话题引导的问题,那是治标不治本的。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表征,不是社会本质性的结构。当前把舆论视为重中之重,是一种“过敏”的反应。把舆论问题看得过于沉重,势必会造成认识上的扭曲和行动上的变形。我们应以一种平常心待之:既不能看得太轻,也不能过分看得太重。
 
        2.舆论认知偏向
 
        当前社会舆论所处的语境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多是被互联网这一中国社会最大社会变量撬动的。相对于传统舆论环境,互联网舆论环境,关联变量更加复杂,舆论的生成、演化机理更加复杂,把握舆论规律的难度空前巨大,其成本也特别高。然而,时下我们对于舆论的认知,未知远远大于已知。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双方对于社会舆论的认知、理解还流于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业界对于舆论认知的把握多来自于一线的经验,从丰富的经验材料中提炼出规律性和相关性,但缺乏理论抽象和本质性提炼;学界对于社会舆论的把握,也相对滞后、片面和表面。
 
        我们对于社会舆论的认知、理解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还表现在:仅仅在舆论的表层上把握舆论,不能深入到舆论地表之下,深层次地探求引发舆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之因。其中,社会心态是绕不过的关键层面。如果不深究社会心态的结构、机理和逻辑,仅在表象层面兜圈子,难以触及到社会舆论的深层逻辑。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和“民心”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
 
        3.舆论治理的目标与逻辑不清晰
 
        如今,有些社会管理者把社会治理的重心放在舆论治理上。这是值得警惕的偏向。学者喻国明认为,网络舆情治理规制的首要目标不是“治”舆论,而是透过舆论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并在规制构建中体现网络舆论场域的复杂性要求,理解和把握网络内容生产机制中的关联性,保护意见成分的多样性规制的第一要义是治理目标。
 
        科学正确的管理应将舆情的反映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来安排社会政策、社会管理,以实现社会运作的科学调整和改善。所以,一定要发挥舆情作为调整社会政策的重要参照系的功能。如果就舆情而说舆情,有时是没有答案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和应对方式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把握舆情的社会治理在方向上和基本逻辑上是否正确非常重要。
 
        三、舆论治理的突破路径
 
        1.对舆论风险需要用正确的姿态予以重视
 
        网络社交飞速发展的今天,网上的舆论风险居高不下,舆论危机频发,这是我们重视舆论治理的现实理由。但重视归重视,我们还需要以正确的姿态予以对待。对待潜存的网络舆论风险以及危机,我们不应当过于敏感,应当科学、正确地看待。其实,舆论反应是社会系统的正常反应。我们不应当把舆论看成社会第一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社会舆论孤立地看待,就舆论看舆论,把舆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加以处置,如果我们不能从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出发去进行治理,这无疑是舍本求末,弄错了问题的方向。
 
        2.缩小认知的未知面,致力于舆论规律的认知突破
 
        在互联网语境下,网民心态异常复杂,其行为变幻莫测,要将网民注意力和舆论表达导入预定的轨道,其难度超乎想像。在不同的网络场域,网民行为的具体表现也会不同。学界对中国当下复杂的舆论规律的把握也存在不足,对不同舆论场域舆论机理的洞察还远远不够,面对一个个理论“盲井”,舆论治理的质量和效果甚为有限。近年来,学界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社会情绪和社会心态分析,这方面的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一技术手段,为探求互联网舆论场景中的群体态度和集群表达行为,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路径。但是,数据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对于海量舆情数据的打捞和梳理,局限性还很大,仅仅找到关联变量的相关性,还不能等同于发掘了舆论规律,也就是说,大数据技术只为探索舆论规律提供了一个入口,我们前方的未知面还很大。
 
        3.打通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社会结构纵贯线
 
        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舆论治理的三维框架。这个三维框架构建了中国舆论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座。此前,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将三者割裂开来,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局限。
 
        社会舆论是悬浮于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流体意识,是社会态度和社会情绪的即兴表达。社会舆论浮游于公共空间,显现于公众视野,它是看得见的社会意识景观。但其流动、易逝,变动不居,把握难度较大,对舆论风险的预判和防范难度也很大。社会心态是“中间层”,它在社会舆论和社会结构之间充当中间变量。社会舆论与社会心态的联系比较直接,社会舆论是社会心态的即时表达,当某种社会心态被某个公共话题引爆,就会以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结构则是舆论治理的底座。它处于社会舆论和社会心态的底层,成为支撑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的基础硬件。社会结构若是断裂的,意味着社会河床也会断裂,那么处于它之上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态,不可能是平静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可能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有效的舆论治理,必须贯通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社会结构,由表及里,全线贯通。如果只在舆论治理这个层面兜圈子,则难及根本。
 
        作者 张涛甫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执行院长、教授
 
        | 版权声明
        本篇文章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6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 引用格式
        张涛甫.当前舆论治理的瓶颈和突破路径[J].新闻与写作,2018(06):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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